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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百盈时时彩
                                                  发稿时间:2020-08-12 07:18:02

                                                  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也有类似观察,他认为总统依据紧急状态,绕开法定程序,主张来自人民的直接授权的“紧急状态政府”,日益危及宪法原则。而总统所说的“紧急状态”,一大来源就是战争。长期以来,总统都在主张战争时期的单边行动权力。比如林肯在美国内战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状。但在最初的一个半世纪内,这只是一种例外状态而不是常态。战争终究会结束,政治也终究会重返常态。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美国两党及其背后的选民难以在国内议题上达成共识,于是全球化以及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中国就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两党都将美国工人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跨国公司的产业外包,归咎于中国商品对美国产业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技术盗窃”“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美国内部政治的极化和对华政策的极端化,是美国对内和对外政治中的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可以说,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成为美国两党精英的黏合剂,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当前的美国正进入对外发起“新冷战”、对内出现罕见的极化政治战的历史时期。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所言,自“二战”以来,战争隐喻便逐渐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 特别是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非但不努力应对突发疫情和种族冲突,反而试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疫情紧急状态下的“战时总统”来扩大权力,对内大搞党派政治,对外不断“甩锅”中国,以至于疫情扩散、大选党争、种族冲突等因素多重叠加,将美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化政治时期。 本文追溯了美国极化政治的历史脉络,指出美国宪法设定的政治结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存在大量“否决点”的结构,这样的设计意味着,如果两党保持多数党强势主导、少数党配合辅助的局面,将有利于政治平稳有效运行;而一旦两党势均力敌,将不可避免地滑向政治极化和激烈党争,而不是合作。事到如今,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指责和压制中国,最终成为政治极化的黏合剂。未来无论总统来自哪个党,他仍会继续动用总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扩张的对外事务权力来遏制中国。对中国来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将是长期的。

                                                  10日晚9时20分左右,周庭的脸书页面证实,周庭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中的“煽惑分裂”罪被捕。警方正根据一份8月6日发出的搜查令,对周庭住所进行搜查。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丝·李发现,从长时段观察,美国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高度竞争性真的是一种可欲的品质,回想一下美国历史上两党制运行最平稳、最受褒扬的时期,无一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党强势主导,另一个少数党配合辅助的时期,比如共和党主导的重建、进步时代与民主党主导的新政、“二战”时代。用政治学家萨缪尔·卢贝尔的话说,我们的政治太阳系的特点,不是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太阳,而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每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主导的多数党内部解决的,少数党不过反射了多数党的光芒。照此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反常时期,因为今天的两党更加势均力敌,权力更迭更频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直觉的现象呢?

                                                  阿克曼和西班牙政治学家胡安·林茨也有过类似的分析。阿克曼认为,美国的宪法传统将所有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追溯至人民主权,而且并不承认任何一个特定的分支有充当人民唯一全权代言人的资格。总统和国会作为两个都经过全民选举产生的分支,都有资格主张自己比对方更能代表人民,更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从而发生对峙。林茨认为,美国的总统制比议会制更容易导致危机。在议会制下,议会多数党组阁,内阁总理同时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议行合一保证了只有一个党在台上执政。美式总统制则不然,总统和国会权力分立,都经过选举产生,这就完全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一个党拿下国会,另一个党入主白宫,甚至国会参众两院也可能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党手里。由于两党都能掌握一部分国家机器,就会倾向于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相互攻击。眼下,美国就正在经历这样的分裂——共和党控制了白宫和参议院,民主党则是众议院多数党。

                                                  现在,同样的情形又在特朗普身上重演。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虽然共和党仍然控制着白宫和参议院,但众议院却落入民主党手里。两党不管哪一方试图通过某项法案,都会面临另一方的掣肘,“否决政治”盛行,于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移民、控枪、医改等重大立法迟迟无法推进。这种状况迫使特朗普频繁颁布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民主党人的掣肘。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家保罗·伦弗洛认为,至少自“二战”以来,战争比喻便开始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它不但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扩展到非军事领域。美国人越来越习惯于透过战争的镜头看待社会问题,向一切可见或抽象的、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宣战,但在伦弗洛看来,战争思维并不是理解社会议题的恰当路径,对战争比喻的过度依赖,造成美国人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并阻碍了美国人正确理解并解决社会议题的能力。

                                                  然而,“二战”之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新政联盟生出裂隙,逐渐瓦解。经过几十年的重组,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联盟”(a social group coalition),喜欢出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如少数族裔、LGBT、女性)的优惠政策,以修正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共和党则更像是一场“意识形态运动”(an ideological movement),喜欢诉诸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等统一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其选民基础更同质化——白人、男性、基督徒、中老年人的比例要高很多。但无论如何,短期内,两党都很难建立起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任何一党都无法长期主导政治议程,美国政治的极化预计仍将持续下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处理种族冲突,特朗普都采取了巩固自身基本盘、攻击对手的党派与极化策略——批评纽约、加利福利亚、伊利诺伊等民主党州管理不善,只知道伸手要钱;指责媒体为了阻止他当选而夸大负面消息;攻击中国是病毒源头,未能控制病毒扩散;抨击专家、政府内部的幕后政府(deep state)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